5060全讯网删除_连载|别癌无恙:我的重生旅程(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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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60全讯网删除,第三章 返乡

千禧年

千禧年来临时,全球目光转往中国。2000年初,我接到调回香港的通知,我视此事为电视网全面削减预算之始。维持东京分社所费不赀。值此中国迅速被世界关注之际,可以预期那边将出现更多新闻。

安妮有点沮丧。现在她的日语程度已足以应付日常所需,她也很喜欢东京的生活、工作以及四季分明的气候。不过,我们还是开始返乡倒计时了。我觉得还好。日本毕竟不是我们的家乡。我们在那里过了九年大致舒适的生活,虽然交了很多好朋友,但我们不属于这个地方,早晚会永远离开的。我们再度迁徙当然让家人高兴。我盼望跟父亲亲近相处的机会。搬家的日期定在十月,就在九月悉尼奥运之后。

2000年情人节,经过多日准备后,我送给安妮一个精心设计的礼物:一套高尔夫球杆,加上配件,装在一个外表精美的设计师球袋中。我希望让她喜欢我所爱的运动。不过,我的美意并没得到预期的效果。说得清楚些,她对我的礼物不见得满意。我看来有一点愚蠢。我无意逼她太甚,只觉得如果她一点儿也不试试,对我不太公平。总之,她把整套用具放在橱柜里,在我们开始打包之前一次也没碰。

2000年就新闻报道而言可说风平浪静。东京团队被指派报道九月十五日开始的悉尼奥运,也被称为千禧奥运。

2000年9月7日,我开始任职东京后最后一次出差,前往我最喜欢的城市之一:悉尼。美国广播公司并无该次奥运的转播权。我们主要关注的是制作标题新闻,以及注意运动会期间的恐怖分子威胁。不过我们仍然运去大约三十箱摄影机和剪接设备,预计停留三星期。从东京到悉尼,光是超重行李费就花了大约一万美金。我在悉尼遇到了老友子枢。他所属的国家广播公司(nbc)拥有透过每日卫星将运动赛事传给美国的独家转播权。他是制作此一重大事件的庞大工作人员之一。我们找到时间共进午餐,分享昔日故事。自从七十年代末分开后,我们只在几次国外工作场合遇过。

子枢八十年代早期派驻特拉维夫,一两年后转往伦敦。我们第一次相遇是1985年9月在曼谷参加他两位同事的葬礼。那两人是资深记者兼摄影师尼尔·戴维斯及其音效师比尔·拉区。尼尔是少数西贡沦陷后仍然留下的外国新闻人员,他捕捉到北越坦克车压过南越总统府大门的经典短片。尼尔和比尔在拍摄曼谷一项政变企图时,死于叛军的坦克炮击。我那时也在场报道这项军事新闻。

子枢和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洛杉矶分社工作的其胜是我可以倾谈的朋友。我们同年,背景相似,工作性质也一样。我们在工作上是激烈竞争者,私底下则不然。我们的生活方式一模一样。

有一次我们三人在一个奇怪的地方碰到:古巴的首都哈瓦那。那是1998年1月25日。当时是为了报道教皇保罗二世的造访。其胜从洛杉矶飞来,他负责向美国西岸伙伴电视台提供新闻材料。对我们这几位香港来人而言,这可是团聚的大好机会。

10月1日,壮观的奥运闭幕式向悉尼大桥上方施放烟火。烟火持续至深夜。即使相隔很远,也能感受到浓厚的庆典氛围。我开始打包工作站的设备,在喧嚣的烟火声中享用啤酒,做好了打包回到东京的心理准备。

次日我飞到香港与安妮会合,她那时正在四处看房子。我们在我成长的湾仔区找到一户。回到东京后,只有不到一星期的时间打包。我们颇为不舍。日本生活是那么特殊记忆。

2000年,安妮和我向东京道别。九年半间得多于失。鸿钧在纽约大学念得很好,他先学艺术史,然后改念建筑。安妮受到法律事务所的肯定,得以到香港分公司继续工作。我在公司里的地位已经完全稳固,得过几个著名的新闻奖项。我的技术水准和剪接相关知识已经到达另一境界,正在等待数码时代的来临。更重要的是,以香港标准而言,我的收入丰厚。我们结交了一群好朋友。未来看来很光明,但我依然不注意健康。从各方面来看,我认为自己派驻日本是很值得的。

我们通常在12月初度假,以避开圣诞节庆的人潮。我们通常会去安妮和我都喜欢的佛教国家泰国。对我而言,每次都是高尔夫之旅。因此我抓住这次机会,问安妮可愿学习这个运动。我强调,如果她试都不试,对我很不公平。我保证,如果她不喜欢,我就再也不提这件事。她同意了。

我为安妮在自己打高尔夫的乡村俱乐部雇了一位泰国教练。他在练习场示范了基本技巧,给她看了几次击球方式,然后要她照做。安妮学生时代玩过排球,有运动员的基本条件,只练了几次挥杆,即可看出她能做这项运动。至少她没有抗拒。

回到香港后,我一刻也不浪费,马上打电话给著名的公共高尔夫球场“赛马会滘西洲公众高尔夫球场”,探询教练课程。高尔夫名将盖瑞·普雷尔设计了其三个球场中的两个。它们提供训练计划,并配有合适的教学工具。打了五年高尔夫以后,我深以缺乏基本功夫为苦。如果安妮有兴趣,我希望她得到适当的训练。我安排了一场个人课程。

香港职业高尔夫球协会资深球员简镜堂是个追随者众多的好教练。2001年1月,安妮成为他的新学生。镜堂的耐性、精湛的球技(尤以沙坑击球为甚)以及令人愉悦的个性,给了安妮喜欢上这项运动的动机。这是个好的开始。

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安妮自愿搭乘大众交通工具,以将近一小时的地铁与公交车时间,拖着装满高尔夫配备的袋子,只为了练习挥出几杆。不多时,由于安妮的勤奋和努力,从厕所清洁妇到餐厅侍者,大家都认识了她。她风雨无阻,每次必到。

在短短的时间内,安妮就从躲避阳光变成能够毫无怨言地在闷热气候下打满十八洞。她只要一杆在手,准备好轻敲重击,就不在乎晒黑、脸上出现皱纹或雀斑,也不在意皮肤问题或流汗。她就是爱这个运动。

安妮变成了一位高尔夫球大使,说服亲友运动。高尔夫成了家中和朋友相聚时的主要话题。我们的社交圈扩大了。两人一起打高尔夫其乐融融。我们经常组织高尔夫之旅到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国家。我很高兴,我的努力终于有了收获。

调回香港是很令人愉快的事,因为当地没有多少新闻制作活动。香港一直都是出外采访的基地,就跟以前一样。

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攻击了美国,使其国家安全系统必须重起炉灶。美国反弹力量之大,全世界皆感受得到。对抗恐怖分子的战争无远弗届,盟国军队被派到阿富汗追捕本·拉登。整个世界似乎都处在恐怖攻击的阴影下。

全球媒体,尤以美国新闻网为甚,倾全力在新出现的战争剧场追逐新闻。首先是2001年10月的阿富汗,接着是2003年3月的伊拉克,两次行动都耗去新闻网庞大金钱与资源。全球新闻团队持续关注与监视恐怖分子攻击报道。

至于个人方面,2004年5月初,鸿钧从芝加哥回来,为的是在月中举行的毕业典礼之前先休息一下。他来看已经搬到癌症安宁病房的祖父。以手术切除大部分肿瘤后四年,癌细胞最后还是在肝脏出现了。

5月10日我们都去看父亲。我姐姐从多伦多飞来陪在病榻旁。父亲看来气色还好。次日鸿钧、安妮和我按计划飞往芝加哥参加鸿钧的毕业典礼。

2004年5月12日的伊利诺大学对李家特别有意义。鸿钧是家族里第一个得到这项荣誉的人。在孩子坚定信心,经过多年努力以及受过一些磨难之后,他在学术上更上层楼。我以他的成就为傲。

当天晚上,安妮的好友王惜式在芝加哥市中心的一家意大利餐厅订了桌,庆祝这个重要的聚会。王惜式和丈夫及两个可爱的孩子住在多风的芝城,他们都来了。就在我们研究菜单时,姐姐打电话来,告诉我父亲刚过世,就在他孙子刚得到全家盼望的荣誉之时。

那一刻,我们的心坠入悲伤深渊。鸿钧由祖父带大,忍不住哭了起来。85岁过世的父亲在世时多半艰苦度日。母亲在他还不到50岁时去世,他没有再婚。他说他不想惹麻烦。他深爱母亲,因此宁可孤单度日。我成年后没陪他太多时间。当我有什么事要和他谈时,好像都找不到适当的时间。虽然我又回到香港,却连跟他最后道别的机会都没有。我充满了罪恶感。要说有什么事勉强值得安慰,就是那趟和他一起度过的邮轮之旅。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平息自己的悲伤的心情。我们还是得继续生活下去。

香港工作生活不同于东京,这里没有太多本地消息可报道。香港分社编制小。鉴于各地恐怖攻击威胁与日俱增,我们随时保持警戒,只要电话响起,就准备上路。

2002年10月13日9点过后不久,我正与好友李沛成在澳门旁边珠海翠湖高尔夫俱乐部标准杆四杆进洞的第九洞上。那天是我加入美国广播公司三十周年纪念。

就在我正作第二次挥杆、要将球越过水塘落下果岭,而沛成也在五十码外挥杆时,我的手机响了。带着手机上高尔夫球场实在是个负担。我把它设在振动状态,只在能确定来电者号码时才接。这回的号码不陌生。

午夜将近时,一枚自杀炸弹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一家夜总会门外爆炸,死伤严重。我看了看手表,想要搭乘最早一班飞机从香港前往巴厘岛的唯一方法,是赶上早晨十一点离开珠海往香港的渡轮。时间紧迫。

我一言不发,发动球车,也带上了沛成的球袋,冲回俱乐部,把球童抛在远处。我第一通电话打给司机,要他立刻来接我,然后就用长途电话订机票并做其他安排。可怜的沛成在找他的球杆,浑然不知它们的去处,而我这个人眨眼之间就不见了。我上了船才有空跟他解释。他当然谅解一切,他知道我工作的性质。

那是“9·11”之后重大的恐怖攻击事件之一,据说主导者是伊斯兰激进派的伊斯兰祈祷团,与阿盖达组织有关。他们显然针对澳洲游客,因为澳洲支持美国部队在阿富汗与塔利班战斗。

星期六夜晚,在客满的萨里夜总会外面,一部满载塑料爆炸物的三菱轻型旅行车由远方遥控而爆炸。这场大屠杀使两百零二人丧生。我们拿到案发前几分钟与爆炸发生后马上拍到的录像带。当地电视台在案发后立即拍到的录像带检视了严重的灾情。在剧烈灼伤下,尸体都烧得无法辨识。

接下来十天,我们的团队一如既往不眠不休地工作。这趟出差还延伸到悉尼,报道为事件中丧生澳洲人举行的纪念仪式。巴厘岛爆炸案开启了以后多年印度尼西亚一连串爆炸案的先河。

自从我回到香港后,以新闻制作和出差而言,2003年是我工作最忙的一年。我去了未曾造访过的三个国家。首先是二月去阿富汗,报道反恐战争与搜索本·拉登两方面的最新发展。接着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sars,“非典”)在三、四月严重袭击香港。这个2002年11月爆发后席卷全球的传染病,2003年几乎遍及全球,仅仅香港一处就造成300人死亡。两个月后,我们飞到尼泊尔的加德满都,采访新西兰人埃德蒙·希拉里攀登珠穆朗玛峰攀登十五周年,最后是到伊拉克的巴格达停留了一个月。这些是我剪接录像带的最后几次旅行。那年秋天,非线性编辑(译注:non-linear editing,以计算机为主要工作平台)完全上路。

新的千禧年标示了广播新闻技术另一个里程碑。数字时代的破晓即将完全改变电视新闻制作方式。新闻影像将被转换成计算机硬盘中的电子文件、储存、在手提电脑里剪接、压缩后借由宽带从旅馆房间或透过我们所在地任何可携带卫星碟传到远方。影像也可以插入即播放的形式直接收入硬盘。市面上有数十种软件可用来制造创意十足而且有趣的效果,满足我们的需要。

这种创新是我必须克服的最困难的改变。我要花上计算机神童两倍的时间才能学到其中技巧。从好的地方来看,从此我旅行时需要的配备就轻得多,箱子也少了很多。将影像数字化只需要小小的录像座。办公室添加了这些新玩具以后,尖端科技使我们得以在任何地方进行现场传输、剪接影像片段、打电话、发传真。就某种程度而言,职场生活容易多了,尤其是在报道天灾时更是如此。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我们不需要一个输送点将录像传出去,只要我们具备携带式卫星碟和手提电脑即可。

报道2004年12月夺取23万人性命的南亚海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以往在没有适当住处的受灾严重区,拖着一堆巨大的机器是最令人头痛的事。现在这种轻便小巧的配备让我们行动更轻松,也有更大的机动性。当新闻团队被困在一个艰苦危险的环境中,像是睡在帐篷或地上的睡袋里时,这种改变事关重大。主播们也不例外。(来源|别癌无恙:我的重生旅程 出版|四川人民出版社 作者|李九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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